宋代是堪舆术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在这一时期，堪舆术尤其是择葬术空前盛行，在民间和宫廷都得到人们的虔诚信奉，堪舆类书籍比前代有增无减，古代堪舆史上两大流派——形势派和理气派也最终形成。

宋代堪舆热潮

和隋唐一样，宋代民间也讲究择葬求吉。《朱子家礼》说，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，先把地形选择好，再择日开茔。

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关于此类故事不胜枚举。如《挥麈后录》记载有宋人范泽善择葬的故事。宋朝人范择善于宣和年中登第，得江西教官，想把父母接来官邸奉养，未料其父走到上饶生病而亡，"寓于道旁之萧寺中，进退彷"，一位老和尚对他说："寺后山半适有一穴，不若就葬之，免搬挈之劳。"老和尚熟悉风水，看出后山半那个穴位是吉祥之地，范择善就把其父的骨殖葬在那里。后来，范择善升了高官，想把其父的遗骨迁回家乡祖坟。老和尚极力劝阻，但范择善没有听从，而是一意孤行。不久，范择善得罪权贵秦桧，被人弹劾，降低官职，流放到外地而死。这里透露出当时一种普遍的墓葬观念，即葬地决定吉凶祸福，如果轻易改变葬地，吉凶也会逆转。

古人有相地、择葬的习俗

钱希白《小说》中记载：宋初，钱文炳的妻子死了，文炳从小精于相地术，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，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，不可重新营葬。文炳不从，掘地发现数重石板，石中飞出一枚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螫，文炳头肿如斗，当晚身亡。据说，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，动不得的，宋人由这个传说得出凡圣贤旧墓，都不得触动，否则有凶。

不仅民间崇尚堪舆，当时的上层社会也很风行寻龙择穴之术。宋徽宗就是一个很相信堪舆的皇帝。他一直没有儿子，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："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，如培筑增高，当得多男之喜。"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，叠起冈阜，高约数仞，后来果然得了儿子。徽宗从此更加相信堪舆术了，他改筑延福宫，又命灵素择地，修建上清宝箓宫，劳民伤财，导致国库空虚，国力下降，政权衰败。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堪舆，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，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。

此外，宋代也很注重住宅建设。首先是外环境："居宅不可无邻家，虑有火烛，无人救应；宅之四周，如无溪流，当为池井，虑有火烛，无水救应。"其次是内环境，《吴兴志·谈志》记载：宋代吴人郡治的房屋布局是"大厅居中，谯门翼其前，卞苍拥其后，清风、会景、销暑蜿蜒于左，有青龙象。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，为虎踞之形，合阴阳家说。"建房有许多禁忌，应当选择吉日，否则有灾祸。《夷坚志》记载：南宋洪熙元年（公元1174年），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，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，犯了凶煞，不利于主人。王五七不听，后竟被摔死。老百姓一听此事，都不敢犯煞了。

古人建房时也会用到堪舆术

可见，在宋代，堪舆术的确是非常盛行，民间百事之举，无不涉及，

大则兴福发富贵，小则避凶祸。

形势派与理气派的形成

堪舆学从晋代以后就重于葬术，到了宋代则越来越细化，门类繁多，如九星学等说法，而且形成了流派之分。唐末国师杨筠松，因兵乱，而从长安携带宫中禁书到江西赣州定居，并传弟子廖三、曾文遄等，而曾文遄又传陈抟等人。陈抟本精于《周易》，此时又把《周易》融进了风水术中，所以形成了理气派。也就是说，从这时候开始，堪舆基本就是形势派和理气派两大流派。

其实堪舆中形法和理法的区别由来已久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的两部早期的堪舆术书，《宫宅地形》侧重形胜相地之法，《堪舆金匮》以阴阳五行原理占宅，这可以说是形法和理法分野的开端。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，堪舆术的应用大多是将形法和理法相配合。到宋代，堪舆实践经验极大丰富，理论操作方式日益复杂，使堪舆家们渐渐难以执其两端，就有了分宗别派的必要。

形势派源自江西，承续唐末江西派发展而来，主要代表为杨筠松。"形势派"主要突出因地制宜，因形选择，观察来龙去脉，追求优美意境，特别看重分析地表、地势、地物、地气、土壤及方向，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处。

杨筠松为形势派的代表人物

理气派，注重住宅或墓地的方位、朝向和布局。《青岩丛录》《陔余丛考》等书对风水活动有概述："一曰屋宇之法，始于闽中，至宋王伋乃大行，其为说主于星卦，阳山阳向，阴山阴向，纯取五星八卦，以定生克之理。"

这一流派分宗的格局一直延续至后世，以致丁芮朴在《风水祛惑》中说："风水之术，大抵不出形势和方位两家。"

宋代堪舆如此盛行，自然会出现许多名师和要籍，其中较有名的有：陈抟的《指玄篇》，赖文俊的《催官篇》，张子微的《玉髓经》等。